李大同、卢跃刚对《冰点》停刊事态发展的联合声明

 

 

      2006 年1月24日，团中央下达了《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的决定。如同李大同在1月25日发布的公开抗议书里叙述的那样，整个过程不仅毫无宪法和法律的依据，甚至连管理程序的正当性也弃之不顾，充满了阴谋味道和精心算计。有朋友评论，“官僚们在技术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在价值层面上却滑稽可笑。”信哉斯言！

      不管当权者手段如何卑鄙，我们却要堂堂正正行事。2月6日，李大同将给中纪委的申告书正式交给报社党组书记王宏猷，王满口答应按照程序一定将申告书送到，并给予回执。他之所以痛快应承，出于一个党员的常识——党组织有义务逐级转交党员的申诉。

      然而在拖延了7天后，在李大同的追问下，王书记1月13日终于转达了团中央的回复：在经多人研究了党的各项章程之后，认为上级党组织没有义务一定要转交党员的申诉，所以决定不予将此申告向中纪委转交，退回本人自行处理。

      多人研究后的结果？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兹将有关条文照录如下：“党员对党组织关于他本人或其他人的处理，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向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党组织对党员的声明、申述、控告和辩护必须及时处理或转递，不得扣压，承办单位不得推诿。申诉和控告信不许转给被控告人处理。不许对申诉人或控告人进行打击报复。”（引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如此言之凿凿的明确规定，竟然由团中央多人研究后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惊讶之余不免浩叹：地处首都的党的高级组织，竟寡廉鲜耻到这种地步，他们还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底线吗？！

      1月14日，我们通过其他可靠途径，直接向中纪委呈交申告书。有理由相信，申告书应于1月16日送达。

      可就在1月16日下午，在明明知道申告尚未被中央有关领导看到之前，本报党组即向我们宣布了七条决定，核心内容是：

      免去李大同《冰点》周刊主编的职务，免去卢跃刚《冰点》周刊副主编的职务，二人都发配去报社的新闻研究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李大同曾被撤销职务，在此赋闲5年，这次是“二进宫”）。

      《冰点》周刊在提交整顿报告后，于3月1日复刊。

      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

      在违反党章规定、对前一个处分的申诉延迟扣压后，紧跟着再加重处分，不提供任何理由。这还有一点公理可讲吗？

      撤销李大同职务的理由是什么呢？姑且算是《冰点》刊登了一篇“观点错误”的文章吧。然而只要是报人都一清二楚，一篇文章是否能够刊登，决定权不在版面主编手里，而在总编辑手里，没有总编辑审阅后签字付印，任何文章都不可能刊出。此前《冰点》曾被总编辑多次换稿和撤销版面，正是报纸出版程序的体现。

      具体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刊出前李大同与分管副总编辑和总编辑做了充分讨论，最后决定在做必要删节后发表。最后一道删节工作是由总编辑亲自完成的。换言之，李大同作为版面主编，仅对报纸出版的中间环节负责，不可能对最终是否刊发文章及如何刊发文章负责。写下这些办报的常识，不是要推卸任何李大同应该承担的责任，而是要告诉作出这种昏聩处分决定的人，别以为官儿大就可以胡来（更别说毫无规章根据的“经济处罚”了）。

      这篇文章是否有错，错在哪里，不能由个别位高权重的人说了算，而要由高质量的讨论来辨析。逐步取得共同认识是正常的，参与讨论的各方继续抱持己见也很正常。不正常并且要坚决反对的，恰恰是“朕即真理”！蛮横下令《冰点》停刊，同时也剥夺了反对者发表意见的权利。

      没有说出口的真实原因是，李大同竟然还敢发出公开抗议，还敢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说明事实真相——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许点灯！他们脑子里从来就没有过一点“公民权利”的影子。

      撤销卢跃刚职务的根据又是什么呢？卢跃刚与上述文章的发表毫无瓜葛。在追问下，报社党组书记支支吾吾说出三条：

      1.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悼念原中国青年报老记者刘宾雁的文章。

      2.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3.与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后辈，在报社著名前辈被迫客死他乡之后，在内部网上悼念一下都有罪吗？这位老人80高龄，重病之下多次申请回国竟不被批准，这些官员还有一点人道可言吗？以一篇悼念小文治卢跃刚之罪，可知天下尚有“冷血”二字？！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可以吗？中国宪法和法律有哪一条禁止？国家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数不胜数，也应当问罪和撤销职务吗？诚然，我们更愿意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但当局封锁一切媒体和网络，甚至连发布消息的个人博客都加以封杀，防民之口如防洪水猛兽，可笑亦复可怜，不就是一点真相吗？何至于恐惧若此！

      至于和“境内民运人士有联系”，更是荒诞不经。报出来的两个人名，一个卢跃刚从不认识，面都没见过；另一个则是他多年的朋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是对卢跃刚2004年《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及之后《关于团中央对〈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的政治结论致周强、赵勇的抗辩信》（未发表）批评周强、赵勇，作公然的打击报复和丑陋的政治陷害。“秋后算账”是这些人的惯技，本不稀奇，然而智商显得比三岁小儿略高一点如何？

      少数官员真的大慈大悲，忽然为广大读者着想，尽早让《冰点》复刊了吗？非也！他们不过是忌惮国内外的强烈舆论，又顾及自己那一点伪装出来的“国际形象”，让《冰点》的牌子照挂，却抽走《冰点》的灵魂！没有了核心编辑的《冰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跪安”罢了。听着，复刊第一期即批袁伟时——遵旨！

      对不起，《冰点》的热心读者们，伴随你们走过11年了，期期《冰点》刊发后接踵而来的反馈言犹在耳，逢年过节寄来的贺卡仍历历在目。我们素昧平生，却经常在电话里像老朋友一样交谈，在电子邮件里批评讨论……就在《冰点》停刊这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接到数百个读者的问询电话，从17岁的中学生到80岁的老知识分子，纷纷写信来表示支持和声援，中宣部老部长、人民日报、新华社老社长、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公开声讨中宣部官员的违宪违法行为，还有很多读者，愤而去邮局退报。我们感到了人格的慰藉。我们从不孤独。

      人民要的是什么？是宪法赋予的新闻、言论的自由，是对自己生存环境有价值的信息，是对人间不公的调查和披露，是对强势集团的遏制和对弱势人群的扶助，是对国家民族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深刻思考。而用纳税人的钱办的报纸，用纳税人的钱来订阅的报纸，却通常被宣传官员强迫塞满垃圾，这是一种非法的滥权和犯罪！不终止这种局面，人民的精神和创造力就永无焕发之日，公民社会的到来就遥遥无期。

      我们在《冰点》工作，诚惶诚恐，不敢懈怠，编发让读者喜欢的报道、文章，略有美誉，只不过是在按新闻职业的标准尽自己的本分，也是与《冰点》其他同事共同创造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要向《冰点》的同事们致谢，没有他们的一流表现，不可能有《冰点》的今天。如果我们的维权行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什么不便，我们只能深表歉意，那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所有个人署名行为，由我们负全责，与他们无关。

      多少写稿、改稿的不眠之夜，多少紧张、快乐的星期二、星期三，没老没少的“408卡通世界”。在这里，我们要对《冰点》的同事们说：我们怀念和你们在一起的快乐日子，我们爱你们。

      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十一年来为《冰点》写稿的海内外作者朋友。我们不会忘记每篇稿子里所蕴含的支持、企盼、熨贴、默契、睿智和激情。我们将会永远珍藏那些可歌可泣的编写往来的故事。

      我们两个人，李大同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八年，卢跃刚在中国青年报供职二十年，算是老报人了。在这里，我们要引用《冰点》纪念中国青年报令人尊敬的总编辑王石先生文章《报人王石》的一句话：“老报人永远不死，他只会飘然而去。”

      我们确信，任何强权都不能扼杀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

      《冰点》倒下。《冰点》无罪。《冰点》再生！

                                                                                2006年2月17日凌晨

 

 

附：卢跃刚悼念刘宾雁的文章

 

有一个人，叫“刘宾雁”
卢跃刚

 

      北京时间12月6日傍晚，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座。我的听众是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主人给我定的题目是《以人民的名义》，是我1993年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的标题。我说，这个题目太大，不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要换一个题目。我从黑板上擦去原题目，板书五个大字：“记者的底色”。

      为什么要换这个题目？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纪念一位伟大的记者和作家，他昨天去世了。我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他的写作，一定有自己的“底色”。这个底色是什么？是主见，是立场，是价值观，是彻彻底底的人民性。然后我问：“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六七十人的大教室一片哑然，隔了一会儿，有人小声说，“知道”。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刘宾雁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品？”台下更是死一般的寂静。我相信，除了邀请我来讲课的教授，在座的研究生们，没有人读过刘宾雁的作品。

      我说，刘宾雁先生昨天去世了。刘宾雁是我中国青年报的前辈，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前的代表作品是《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右派平反后，由中国青年报国际部调到人民日报，任机动记者，代表作品是《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等。我说，刘宾雁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的良心，你们不知道刘宾雁，当记者不是好记者，当学者不是好学者！研究当代报告文学史和新闻传播史，刘宾雁绝对绕不过去！

      眼前的“寂静“证明，刘宾雁被绕过去了。我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种“寂静”。

      刘宾雁1988年去国到逝世，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短短的十七年时间。忘得真快，忘得真彻底。这可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
      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面对这些单纯而茫然的脸，我能说什么呢？原来准备的讲座内容，这种情形，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沉浸在惊讶和伤感的情绪里。我只能从刘宾雁的ABC开始讲起。

      其实，从刘宾雁1987年反自由化被开除党籍算起，十八年的时间，我经历过无数“绕过去”的场面。

      下面我要讲一个故事。

      2000 年，大陆报告文学界两个头面人物要编辑“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本人忝列其中，给我寄来约稿信，信中说，谁是主编副主编，这部大系如何重要如何权威，然后说，限于篇幅，每个人交给出版社一两篇已经发表的代表作品，因为容量有限，要求作品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字数在四万字以内，超出四万字的，删到四万字以内。

      我打电话问：“大系收不收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

      对方说“不收”。

      我问：“为什么不收？”

      对方说“敏感”。

      我说：“敏感就不必编辑二十世纪大系。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如果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能叫大系？根本就不成立！起码要尊重历史嘛！”
      对方说“相信读者可以理解”。

      谁是读者？哪些读者？理解什么？没有刘宾雁、苏晓康，还谈得上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我说：“不收刘宾雁、苏晓康，宁愿不编这个鸟大系！”

      本来我就对其中一位老兄的主编资格提出质疑。

      我知道大系是一定要编的。我给两位主编写了一封信，宣布不参加大系选编，三个理由：1、两个主编中，其中一个不具有主编大系的资格；2、四万字以内阉割作品的编辑方针不能接受；3、遗弃刘宾雁和苏晓康的作品不妥。我还警示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收录我的作品，我将依法提起诉讼，维护我的著作权。

      大系是一定要出的，刘宾雁、苏晓康一定是没有的，有没有卢某人也无所谓。他们不需要严谨、诚实的历史态度，不需要全面准确地告诉读者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和真实历史，不需要读者了解新时期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他们在参与这场为了忘却的预谋。他们要的是出版，而不在乎出版什么。他们要的是现实江湖地位，而不忌惮是否经得起历史检验。

      他们谋杀了历史，同时谋杀了记忆。

      今天讲座的情景便是谋杀的后果。这个后果应该在预料之中。

      1987年开始，“刘宾雁”三个字就人间蒸发了。我们在新闻媒体上、大学教科书中看不见刘宾雁的名字。我们在书店买不到刘宾雁的著作。刘宾雁去世，大陆新闻媒体没有刊登一个字。

      12月6日星期二，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稿时间。我们商量，无论如何要弥补一下。“封底人物”的一周“人物点评”栏目，登了刘宾雁一张小照片，写了一段如同“讣告”的叙述式文字。结果如何？我的出租车还没到人民大学，就接到了一个短信：刘宾雁稿子被毙。

      刘宾雁稿子被毙，早有思想准备。筹划时，我们就没打算能够发表。我们之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飞蛾扑火，就是要准确地告诉总编辑们，我们主张什么，坚持什么，尊重什么。我们必须留下历史的印记。他们有检查并终审稿件的权力，我们有体现职业水准、自主编辑有价值新闻的权利。你毙你的，我编我的，我的职业过程一定要完整履行。

      当然，在我的著作中，只要说到中国报告文学，一定有刘宾雁、苏晓康二位大名登堂入室。

      我们的努力是微薄的，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不放弃努力。

      这层意思，我在五年前就写信告诉了刘宾雁先生。

      五年前，吴稼祥先生去美国，我请他给刘宾雁先生带了《大国寡民》和我的自选集三大本书。前者是给我惹了大麻烦的长篇报告文学，后者收录了我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十几部中篇报告文学。一百几十万字，他居然全读了，而且给我写了信。

      那时，刘宾雁先生不会用电脑，发誓要在短期内学会电脑。所以，我们的通信只能用手写。他的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甚至很叫劲。他的信，通过他的女儿刘小雁转给我；我的信，也通过刘小雁，先传真给他，再寄给他。总之联络很麻烦，拐弯抹角，好几个月才能收到。

      我把我的作品带给刘宾雁先生，有两层意思，一是向他表示致敬，二是告诉他，我们没有忘记他，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狂飙突进地推动报告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九十年代薪火传继有人。

      文学界对文学“新时期”的时间概念是1976—1989，1989年之后的整个九十年代是“后新时期”，一共二十五年。其实没有二十五年。1989—1992年三年，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满目疮痍，不值一提。

      我在国内多种场合讲过，我把这二十五年的报告文学（或者叫“报道文学”、“非虚构”写作更确切一些）写作，按照理性特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狂飙突进阶段，这一阶段以刘宾雁、徐迟等为代表，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写作的人道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基础，影响一直到今天；第二阶段是以苏晓康等为代表的浪漫理性阶段。

      我在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沾了浪漫理性的一个边。

      1988年全国百家文学杂志参加的“中国潮”报告文学评选和1989年的《河殇》是浪漫理性的高峰。

      为什么我把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理性特征归纳为“浪漫理性”？这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以及作家运用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方法、角度、知识准备有关，也与作家的写作姿态有关。包括本人八十年代的写作在内，知识构成浅薄，认识角度单一，一厢情愿，大而化之，眉毛胡子一把抓，观念重于事实，宏观覆盖微观，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市场经济转型纷繁复杂的局面和内质，绕过敏感的现实景象，用“文化决定论”去追诉老祖宗的罪过。

      我深信，这不是苛责。如果是苛责，也是建立在“六四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个基本认知上的。

六四促成了一次反省。一次刻骨铭心的反省。我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浪漫回到了现实，从西方回到了本土。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从浪漫理性到“客观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本质，是换了一个认识中国问题的逻辑前提。这个前提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便能呼气到触摸到的，是用普通人的情感、常识来铺垫来累积的。

      这是一个带有血腥味的痛切的回归。

      然而，无论是怎么样的理性特征，一条主线鲜明其中，就是刘宾雁先生等作家开创的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对此，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有相当的自觉，同时有强调，正如评论家周政保所说，强调报告文学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是个大题目，展不开说。

      我没有见过刘宾雁先生。我们之间是通过传说和作品互相认识的。我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他也熟悉我的每部作品。他始终是我跟其他作家和记者私下交流的一个主题。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

中国青年报的两代人、中国报告文学界的两代人促膝畅谈，将会是何等美丽的局面。我一直在期待这个局面，等来的却是他的讣告。

      之前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生病了，隔了一段时间，又有人告诉我，刘宾雁先生病重，要求回到祖国治病，被当局拒绝。

      我的心里充溢着遗憾和悲愤。

      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老人，一个中国老记者、老作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中国老记者、老作家，弥留之际，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治病，疗养，会会亲朋好友，亲吻生他养他爱他的土地，却被生硬地拒绝了。让他回来，可以证明虚怀若谷、从容自信、宽厚大度；不让他回来，可以证明什么呢？

      一位境外媒体记者就刘宾雁去世电话访问我（在此之前，我从不接受境外记者的正式采访），说，“是不是害怕刘宾雁有什么威胁”？

      我说：“中国人素有尊老爱幼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而且重病在身，能怎么样呢？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会有什么威胁？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会有什么威胁？不让他回来，说不过去！很不人道！”

      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宿命么？讲真话必然是这样的下场？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讲真话，因为直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便被两次开除党籍。

      第一次开除，在国内尘封了二十二年；第二次开除，在国外尘封了十八年，直到他去世。整整四十年！一个社会，一种制度，容不得分歧，打击哪怕是有些过头的不同意见、批评意见，怎么可能健康、和谐、有前途呢？刘宾雁先生的示范，对于中华民族，会有怎样的结果呢？只能是精神萎顿，万马齐喑！只能是思想贫乏，创造力枯竭，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其他民族的尊敬！

      我加入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我要写纪念文章公开发表。我要公布我跟刘宾雁先生的通信。这对我，一个体制内生存的记者和作家，严格讲是不方便的。但是面对刘宾雁——一个讲真话的殉难者——中国青年报令我尊敬的前辈，我只能这么做。除此之外，我想不出我还能做什么。

 

    从豆子那里偷来的链接：http://astro.sina.com.cn/t/2005-12-05/103525081.shtml

    得结果，初窃喜，后心惊。

    从中得出，测试乃至星座的意义在于，警醒自己没注意到的缺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

 

    回想读书时候，上新浪做各种测试乃是宿舍晚上一大娱乐节目～不过现在物是人非，做测试也没了心情，呵呵。

 

    初次结果：

    B、波德莱尔
    ■作家脸谱
    沙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具有启蒙运动思想的画家。他受父亲艺术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从小就产生了对艺术的酷爱。但不幸的是，在他六岁时，父亲生病去世了，母亲又改嫁，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产生了“永远孤独的命运感”。一八六四年，波德莱尔旅行到达布鲁塞尔。一年后，病倒在那里。一八六七年，他在巴黎逝世。死时，只有四十六岁。诗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留下的作品也很少，除文艺批评论着外，只有一本诗集《恶之花》（收入一百五十七首诗）和两本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人工天国》。然而，这些为数不多的短小诗文却在某种意义上为世界文坛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启发了整个一代现代派诗人和象征主义艺术家，成为人们至今还在研究和欣赏的艺术品。
    性格基因

    你有独特的人生观，不喜欢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但若脱离团体又会感到不安和害怕。终其一生你都在钟摆的两端矛盾挣扎，因为拿不定主意，经常在机会降临时犹豫不定，因此经常错失良机或是误判情势。外表看起来乐观开朗的你，偶有惊人之举，不过内心像个孩子，总是害怕被边缘化。对你来说，最难的事情是被迫接受和自己不一样的看法。妥协对你来说是痛苦、无奈且有害身心；学习平衡、理性、不感情用事或是与现实脱节，一直是你致力的目标。不过做事有点虎头蛇尾的你，经常是说得多做得少。
    ■生命路线
    不甘寂寞又不愿意妥协的个性，是你这辈子的痛苦来源。虽然你聪明伶俐、反应敏捷，却经常在状况外，很难融入群体的现实，摇摆不定且难以安定下来，工作、爱情和人际关系都很难稳定发展。学着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调适生活脚步，是将生活导向正轨的一个方式。你也很容易受环境影响，要小心朋友的取舍。耍嘴皮子会给人不可信任的轻佻感，这样的人也很难博取他人的信任，记得要戒掉这个恶习。财务状况一直不稳定的你，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好好打理自己的钱财，别老是寅吃卯粮，搞到最后还得举债度日就不好了。

 

    ——如果我不是”选择座位时喜欢靠墙角的位置“，或者，如果我不是“每天都会喝很多的水”，并且，“不太喜欢拍照”，那么，我便是：

    C、高更
    ■画家脸谱
    1848年生于巴黎的高更，父亲是报社记者，祖父为一位版画家，祖母则是知名的女性革命家、航海家及作家。曾经在证券交易所担任经纪人工作的高更，曾经过着优渥的生活，婚后并开始收藏绘画。由于对艺术的热爱，1883年高更不顾妻子反对，辞去工作专心绘画，经常往返巴黎和不列塔尼之间，在1887年结识了画家梵谷，两人相知相惜。1897年高更由于作品的销路不佳，经济状况窘迫，加上心爱女儿死亡，好友梵谷又过世，曾经萌生一连串的轻生念头。自杀未遂的他，最后还是鼓起勇气继续投入创作，色彩丰富、构图鲜活的作品，至今还深为世人所爱。
    ■性格基因
    高更型的男女情绪喜怒无常，脑子里经常打转着古怪想法，表面上和团体融成一片，事实上只是你的保护色。你的存在是个活问号，别说他人很难真正了解你，连你自己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掌控自己。你喜欢冒险、挑战、变化，对于不正常或是特异的人事物最感兴趣。
你交往的朋友、对象和喜欢的事物都有点怪异，经常会放弃既定的安稳生活去经验新的人生。虽然你努力在过正常人的生活，暗地里却经常有跳脱现实的冲动。你和家人、朋友，甚至是情人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讨厌束缚牵绊和传统道德的教条规范。
    ■生命路线
    尊重对自己和他人的承诺，是让生活「正常化」的第一步。习惯主导和独角戏的你，有时候也得让别人有表现的机会。感情生活是你最难以驾驭的课题。你经常挑选难题，讨厌容易到手的机会，这样的倾向一直将你推向不可知的危险边缘。对于事物容易感到厌恶，尽管兴趣广泛却难以专精，中年之后，得面对走了一圈却毫无具体建树的生活。有时候当一个聆听者比当一个演说者还要重要。同理心是你最欠缺的，若无法感同身受，很难触及他人的生命体温，和他人无法有深刻交集。工作、学习和人际关系上，多少会受阻或是被误解。你的争议性正是你的魅力来源，近来若觉得生活不太顺，就是改变态度的时候，谦逊的态度并没什么不好。

 

    网速太慢，懒得继续假定了。

放在新浪博客上的这篇，会被删除；不知放在此地后果如何，姑且走着瞧。狡兔三窟，who怕who。

 

标题是这个：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

 

錦*濤先生：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麼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裡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甚麼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甚麼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甚麼？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甚麼意義？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慾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沉，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甚麼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週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週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喑裡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洩漏的是政府的虛心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甚麼如此的虛心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甚麼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甚麼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於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跖、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裡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甚麼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麼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甚麼？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麼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甚麼？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把奴才當──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裡。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象，恐懼真相。它——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台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甚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甚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甚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甚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繫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首发（台湾）《中國時報》、（香港）《明報》，二00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 
                                                                                   (台灣) 龍應台